建安诗歌

建安诗坛，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（196），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（233），即汉末魏初时期的诗歌。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、七言诗奠基的阶段。此时期作家众多，诗作丰富，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，并形成了被称为“建安风骨”的时代风格。

建安时代，连年战乱，经济萧条，人口剧减，民生凋敝。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，激发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，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、朝不虑夕，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、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，因此形成慷慨任气，以悲凉为美的风尚。在思想方面，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，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，发现了自我，重感情欲望，重个性表现。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，而转向非功利的抒情。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，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，写得感情浓烈，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，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。在形式上已达到五言诗的成熟境地，追求辞采华美但又不假雕饰，情之所至色彩缤纷。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氏父子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、建安七子（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）和女诗人蔡琰。而尤以曹操、曹植成就为最高。

曹操（155-220），字孟德，沛国谯（今安徽毫州市）人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他出身子官高望低的宦官家庭，其父夏侯嵩为宦官曹腾养子，因改姓曹。曹操曾参预镇压黄巾，讨伐董卓，又与其他军阀逐鹿中原，后迎汉献帝都许（今河南许昌）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逐一击败对手统一北方。

曹操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，他知道乱世用儒学不能及时奏效，所以用刑名法术之学。他精通音乐、书法、围棋，为人简易，不重威仪。史称他“好音乐，倡优在侧，常日以达夕。被服轻绡，身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巾细物。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。每与人谈论，戏弄言诵，尽无所隐，及欢悦大笑，至以头没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污巾帻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>裴松之注引<曹瞒传》）。动乱板荡的时局，戎马倥偬的经历，统一天下的雄心，交织在他的诗歌中，形成了他古直悲凉、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。而且以他挟天子令诸侯的地位，爱好提倡诗歌创作，遂使建安诗坛人才之蔚茂，一时彬彬。

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，是开创了文人“拟乐府”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。“乐府自东汉以来，文士始多仿制，然大都不过一二篇，其风未盛也。乐府既不采诗，民歌来源，根本断绝。而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……文人乐府，斯为极盛。”（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）究其原因，缘于曹操喜爱并精通乐府音乐，王沉《魏书》说“太祖登高必赋，及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”。曹操今传诗作皆为乐府诗，而且是“以乐府题叙汉末事”（王士稹《古诗选·五言诗凡例》），他多用乐府旧题，叙汉末实事，也有少数自拟新题之作，如《对酒》等。借古题以写新事的，如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，乐府旧辞皆为挽歌，曹操却用其悲凉苦恨之调，创作《薤露行》、《蒿里行》，以写汉末动乱，前者叙董卓焚烧洛京迁民西入关之事，后者写诸侯起兵伐董卓而内讧事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生凋敝的苦难现实，被评为“汉末实录，真诗史也”（《古诗归》卷七）：